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關系
更新時間：2020-12-01 16:05:10
（一） 法定賠償是否具有懲罰性
在侵權訴訟之中，侵權損害賠償確定的基本原則是全面賠償原則。但在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之中，知識產權的客體具有非物質性的特征，因此對其價值進行精確度量存在現實上的不可行性，這也導致知識產權侵權損害實際損失數額的確定成為一個難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立法者創立了法定賠償制度。但是法定賠償數額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若法官裁量的賠償數額超過受害人自身的實際損失，超過部分是否具有懲罰性質。這個問題理論上存在爭議，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法定賠償不具有懲罰性，例如學者周暉國就認為法定賠償是在全面賠償原則不能準確實現時適用的一種賠償制度。本質上，其價值目標需要與全面賠償原則一致，而全面賠償原則不能體現懲罰性，因此法定賠償不具有懲罰性[8]。但也有學者持法定賠償具有懲罰性的觀點。例如學者袁秀挺以及凌宗亮就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法定賠償體現出的實際樣態是以補償性為主，兼具懲罰性功能”。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首先從理論上來分析。《商標法》第63條第1款規定了實際損失、侵權獲利、商標許可費倍數三種商標侵權損害賠償數額計算方式，這三種計算方式也是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也就是說當侵權人的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以及商標許可費難以確定的時候，即喪失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基礎，無法滿足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在收集的111份案例中，有87份原告懲罰性賠償訴求沒有得到支持的原因就是原告沒有辦法有效證明其實際損失、侵權獲利或者商標許可費倍數。而當出現實際損失、侵權獲利或者商標許可費用都不能確定的情形時，對于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只能適用法定賠償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定賠償不具有懲罰性，那么當侵權人有主觀“惡意”而且行為“情節嚴重”時，法院只得遵從民法中全面賠償的原則，所判賠數額不能對其惡意侵權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若在此時賦予其懲罰性質，則能夠懲戒惡意侵權行為，有效矯正權利受損狀態，維系知識產權的創造與運用；且可以威懾潛在侵權行為，預防和阻止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10]。這一點也可以從《商標法》第63條的法條結構看出，懲罰性賠償規定在第63條第1款，法定賠償規定在第3款，它是一種獨立的制度而不僅僅是一種計算方式，這樣的邏輯結構是為了在侵權人惡意侵權時，法定賠償對懲罰性賠償起到一個兜底作用。再將目光投向司法實踐，在收集的111個案例中，共有7個案例的法院在最終判決的時候認為法定賠償兼具懲罰性（見表4）。如表四所示，在這7個案例之中，前5個案例案件的原告是提出了懲罰性賠償訴求的，但是最終法院適用的是法定賠償，并說明法定賠償兼具懲罰性。后2個案例的原告并沒有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訴求，但是法院在最終判決的過程中適用了法定賠償，并認為法定賠償兼具有懲罰性，由此可見，法定賠償的懲罰性質已經得到了部分法院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可。當然法定賠償的懲罰性的適用應該有所限制，在一般的情況之下，依舊遵循全面賠償原則，不應帶有懲罰性，只有當侵權人惡意侵權時，才能發揮其懲罰作用，這樣也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持了一致。
（二） 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能否并用
關于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關系，另外一個問題是二者是否可以并用。在億尼奧訴威儀雅器械廠、聶瓊糾紛案以及斑馬株式會社與翁欽灶、上海高奇文具糾紛案[14]中就出現了兩者并用的情形。例如在斑馬株式會社案中，法院認為該案原告無充分證據證明侵權損失和侵權獲利，因此需要綜合考慮涉案注冊商標的知名度、侵權方式、侵權產品的銷售價等案情，酌定賠償的數額……同時，由于被告翁欽灶系再次銷售侵害原告商標權的筆，故法院依法在按前述原則酌定賠償額的基礎上，再行考慮給予被告一定的懲罰，被告需加倍賠償原告的損失。對于這個問題，首先上述已經說到，法定賠償兼具懲罰性，對于惡意侵權的情形，適用法定賠償便可以達到一定的懲罰性效果，如果兩者同時適用，很可能造成侵權人受到兩次懲罰性賠償的后果。其次法定賠償的適用條件是原告無法證明其實際損失或被告的侵權獲利或商標許可費倍數，而這三種計算方式剛好是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缺乏計算基數，懲罰性賠償不能夠適用，因此懲罰性賠償和法定賠償同時適用存在邏輯上的悖論。最后，雖然理論上有人主張法定賠償應該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之一[11]，但是根據《商標法》63條第1款的規定，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只有實際損失、侵權獲利和商標許可費這三種，而且法定賠償規定在第3款。無論是從法條邏輯結構上還是從具體規定上，法定賠償都不可以成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自然兩者同時適用存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