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網
利用技術手段在視頻網站上有償替他人“刷量”，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
使用近似其他品牌牛仔褲的“袋花”，是否構成商標侵權？
能夠直接集納多網站招聘信息的新型軟件被指“侵犯個人隱私”，是否可視作遭遇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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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這個全上海轄區最大、受理案件數量最多的基層知識產權審判庭，知識產權法官們每天都要接受源自新技術、新模式、新問題的靈魂拷問，在隨著時代浪潮涌入的海量案件中“乘風破浪”。
拷問：僅解釋法律適用問題就寫滿7頁紙
互聯網時代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是怎樣的體驗？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劉秋雨有著切身不同的感悟。
2017年，一知名視頻網站，將一家信息科技公司訴至徐匯法院，要求對方賠償500萬元經濟損失。理由是對方執行了一個當時尚未被人熟知的概念：“刷量”。
所謂“刷量”，即指科技公司利用技術手段增加的虛假播放量。在視頻網站看來，這些虛假的播放量，不僅擾亂其平臺正常的管理秩序，還增加其成本。然而，負責“刷量”的科技公司主張，他們的行為即不會侵犯播放平臺的利益，更構不成不正當競爭。
庭審過程中，雙方各執一詞。“刷量”作為新事物，可供審判團隊參考的判例很少。徐匯法院受理此案后，三個問題接踵而來：如何鑒別“刷量”？“刷量”是否構成了不正當競爭？如何計算“刷量”帶來侵權損害賠償金額？
為了審理此案，法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何為“刷量”。“我記得當時為了這個案子，法官特意找人咨詢了‘刷量’所應用的技術手段和識別方式。”時為法官助理兼書記員的劉秋雨說。
理解了何為“刷量”，還要能夠界定“刷量”。對于現行法律而言，“刷量”是個新概念。這意味著，法官們很難從現行法律中為“刷量”找到一個直觀的界定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當競爭法》沒有一項明確的法條，規定‘刷’量到底是個怎樣的行為。”劉秋雨說。為了法律適用問題，審判團隊反復考量，最終形成了上萬字的判決書。其中，僅解釋法律適用問題一項，就寫滿7頁A 4字。
2019年，該案經二審判決維持原判，涉事科技公司被判賠償視頻網站50萬元。對于劉秋雨而言，該案在加深了她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思考同時，也“逼”著她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了一門新知識：“刷量”。
涉及事物新、專業要求高、審判難度大，這是許多知識產權案件的共性。從“外掛”、“深度鏈接”，到“刷量”，這些年來，每審理一起涉新技術案件，對于劉秋雨而言，都意味著又一次從頭學起。
平衡：慎之又慎，尋找最佳平衡點
作為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團隊的四十五分之一，劉秋雨所經歷的“刷量”案，是這個團隊日常工作的一個縮影。
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與技術緊密相連的涉知識產權案件也在實時更新。任何一個知識產權法官都回避不了與新技術、新模式短兵相接。更何況，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所管轄的上海徐匯、松江、長寧、閔行、金山、奉賢六區，是上海基層知識產權審判庭中轄區最大、案件數量最多的地方。
“知識產權，這個東西太新了。”鄒碧華式好法官、多次因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獲得嘉獎的法官于是說，相比于觀點成熟，規范相對健全的民事和商事領域，知產領域的司法實踐創新，永遠是走在相應的法律規范之前。因為審理內容與技術發展緊密集合，知識產權法官除了扎實的法學基礎外，還需要理工科知識和外語能力。最關鍵的是，在應對那些法律尚無規定的新問題時，需要在個人與社會、消費者與經營者、競爭與保護之間找到平衡，最終實現對整個市場機制的保護。
“我們常說，知識產權的一個判決，可能左右一個行業的生死存亡，這不是開玩笑的。”于是說，徐匯知識產權團隊就曾審理過一起案子，曾有一類新型網站，主打業務是將其他視頻網站上的視頻鏈接聚合到自己的網站上，這個新型業態，引發了大量糾紛。最終經審理判定，該模式構成侵權。
“據我所知，這個業態已經消失了。”于是說，判決對行業的巨大影響，讓法官們在審理過程中慎之又慎，小心翼翼尋找最佳平衡點，在維持市場秩序的同時，給予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最大生存空間。
“競爭和保護，永遠都是兩面的。”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王利民說，“我們高院也一直強調，要掌握好競爭和保護的平衡。一旦過度保護，會抑制市場的活力，技術的發展會受到壓制，但如果保護弱了，市場就會變成叢林法則，會打擊創新積極性。我們需要掌握平衡。”
面對新事物、新模式，知識產權法官必須不斷學習，持續自我拷問。一次審理，往往意味著從頭學習一項新技術；一個案件，需要閱讀上萬頁的卷宗；一份判決，常配以上萬字判決書。
日常：每名法官月均審理案件可達70件
互聯網時代賦予知識產權審判的，除了日新月異的新事物，還有極端的忙碌。作為上海轄區最大，收案量最多的基層知識產權審判庭，一組數據，可以充分說明這里的忙。
2019年，徐匯法院涉知識產權全年收案量為8168件。2020年上半年，徐匯涉知識產權案件收案量已達8958件，超過2019年全年收案量總和。僅8月一個月，徐匯法院知產庭審結知識產權案件800余件。平均每個法官每月需審理約70件簡易程序案件或40余件普通程序案件。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王利民庭長說，全庭一個月審理約500起案件，已是全體法官滿負荷工作狀態下的工作量。
快速增加的案件數量，意味著法官們需要犧牲大量的個人時間加班。目前，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團隊平均每周會組織2次集體加班，每月會組織1到2次周末集體開庭。除此之外，法官們還會主動犧牲大量個人時間，加班處理案件。
為何案件增長數量如此之快？王利民庭長認為，這與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多年來，伴隨著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增強，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始終保持增長態勢。而網絡立案的普及和科技的發展，大大簡化了立案和證據固定環節，讓維權渠道變得高效通暢。此外，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使得涉電商平臺侵權案件大量增加。
“上班有點兒，下班沒點兒。”法官們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他們的辦公室里擠滿了各式各樣的涉案物品和一摞摞的卷宗。即使如此，平均每個法官手中都積攢著數百起正在處理中的案件。
“周六上班已是常態，很多同仁周日也要來。”于是說，“沒人規定具體加班的時間，或每天一定要完成的工作量。但大家都非常自覺，這種自覺是以犧牲個人時間為代價的。”
應對：訴前委托調解從源頭降低糾紛數量
千奇百怪的新事物，還有翻倍增加的案件數量……
這些年來，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團隊面臨的挑戰一浪接著一浪。見招拆招，踏浪而行，也成了這個團隊的常態。
為了應對激增的案件數量，徐匯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團隊充分發揮多元化調解機制，引入知識產權調解專員常駐法院開展訴前委托調解工作。2020年上半年，已成功調解案件775件，調解成功率達22.32%。
為了妥善引導企業，建立良性的市場機制，徐匯知識產權團隊與轄區企業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機制，定期約談涉知識產權糾紛較多的企業，引導企業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從源頭降低糾紛數量。
面對紛繁復雜的新型、高難度案件，徐匯法院堅持“精品戰略”。在完成審判任務的同時，加強了對疑難問題的學習、研討。圍繞各類疑難問題定期組織研討會，探討立法本意，通過合理創立行為規范，為同類案件的審理樹立標桿。
一次集體一等功、兩次集體二等功……2015年至今，徐匯法院知產審判團隊已連續6年獲得上海法院集體立功表彰，連續多年榮獲國家版權局頒發的查處侵權盜版有功單位。
“要讓別人相信我們上海知識產權法官的水平，相信上海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能力，讓上海成為知識產權糾紛的優選地、首選地。”談及團隊奮斗的愿景，王利民庭長這樣說。
這個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明白，時代的浪潮不會停止腳步，激增的案件數量、高難度的審判任務也不會在短期內消失，唯有迎難而上，踏浪而行，才能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