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企今年已遇8起“337調查” 企業“出海”如何避免知識產權訴訟
更新時間：2020-12-01 15:41:53
來源：南方都市報
“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企業就像是在裸奔。”站在新時代的背景下，知識產權保護的工作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是對于自我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是全民都要形成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另外更重要的是當深企“走出去”如何避免知識產權相關訴訟問題。9月27日下午，深圳市政協舉辦委員議事廳活動，以“保護知識產權，建設創新高地”為題，探討了未來深圳如何進一步做好知識產權保護相關問題。
深圳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已走在了全國前列，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2019年度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工作績效考核結果，深圳在全國參與考核的156個副省級城市和地級市中排名第一。而這個第一來之不易，是深圳40年堅持不懈的成果。
目前，深圳每萬人的發明專利量是106.3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深圳有效發明專利維持5年以上的比例達85.2%，居全國第一位；所有的知識產權持有者或創造者大部分來源于科技型企業。民建市委會委員、羅湖區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科研處副處長、研究員張鵬說，深圳知識產權布局超前，從知識產權的股權融資、質押融資，到未來的證券化等方面，都已經構建了非常完善的體系。
不少企業被侵權后往往選擇“私了”
雖然深圳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起步較早，但是不少企業仍面臨著被侵權的問題，在面對侵權問題時，被侵權的一方又往往因為維權成本過高而放棄訴訟。民建市委會委員、深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南山區政協委員趙明昕就說，在遇到知識產權侵權的時候，大約有70%的權利人會選擇和對接和解，也就是“私了”。
為什么不愿意提起訴訟呢？說到底是因為效率太低，不劃算。趙明昕說，行政保護的優點是方便快捷，但是缺點是賠償金額比較低。按照目前的法律，對于一個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行政保護最高的賠償額是損失額的5倍，但是這個損失是直接損失，很多間接損失和延伸損失是不納入在內，所以它的后果很有可能是賠償金額并沒有趕上實際損失。而司法保護雖然賠償額會高一些，但是最大的缺點是太慢，時間成本太高。一個案件從立案到審結短的要幾個月，長的要幾年，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一般技術性較強，審理期限也就更長，而很多知識產權的產品生命周期又很短，這都造成了維權成本問題。
對于趙明昕指出的這一問題，民建市委會常委、福田區政協常委、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周璇則說，近期民建深圳市委會做了一份“對行政執法來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問題”相關調查，結果有48.04%的企業是不知道什么叫行政執法的，有20.59%的企業表示不知道怎么取證。這也側面說明了知識產權形成共識的難度，而相比日本直接把知識產權的違法定性為刑事犯罪的做法，周璇建議可以效仿來提高侵權成本。
民建市委會委員、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智能海洋工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汪洋則舉例了韓國的做法，韓國專利局提出《關于為了保護海外產業財產權提供審判與訴訟費用補貼的規定》，簡單來說這個規定就是政府出錢，這給了企業堅強的后盾，一旦企業或者個人在海外遭遇侵權時，由政府來出面支持，這就解決了一部分企業或個人的后顧之憂。
建議深圳設立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基金
作為外貿依存度極高的城市，有越來越多的深企走出國門，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避免知識產權的風險就成為關鍵性問題。民建市委會委員，中國(深圳)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主任宋洋透露，近年來，深圳企業遇到越來越多的海外知識產權訴訟，今年已經遇到了8起“337調查”（注：是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及相關修正案進行的調查），這是去年同期的8倍。
深圳的高科技企業發達，90%以上的企業又是民營的科技企業，這些企業在發展初期大多知識產權意識薄弱，布局和儲備不足，遇到訴訟的時候不知道如何應對。宋洋建議，深圳設立知識產權海外維權基金，鼓勵企業加大在海外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布局，建立專利池，成立維權應訴聯盟，減輕出海之后遇到的知識產權風險。與此同時，在遇到知識產權海外訴訟的時候，企業也可以向深圳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應對指導中心尋求幫助，中心現在已經匯集了170多位國內外知識產權訴訟專家，可以為企業提供一對一有針對性的指導。
周璇則建議，走出去的企業首先要了解企業所在國家的法律和政令，高度關注海外一些法院，像聯邦最高院這些法院判出來的案例，這些案例很可能會引導出其他的判決；其次是善用律師，企業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可以先考慮找中國律師，海歸人才本身就了解海外的法律以及中國的法律；再者是謹記遵守中國法律才能得到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