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全國稅務系統召開減稅降費工作推進會，部署下一步工作，提出拿出“硬”措施將減稅降費推向縱深。作為此輪減稅降費的重頭戲，降低企業社保費率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今年1月，財政部、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均公開表示，正在研究企業降低社保費率的實施方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等多位專家預測，增值稅減稅和降低社保費費率等具體政策，有望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出臺。
自2015年3月以來，國務院先后5次降低社保費率，涉及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養老保險。但從總體來看，中國企業的社保費率仍然偏高，其中養老保險占了“大頭”，導致不少企業降費感受不明顯。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將會對此輪社保降費提出哪些意見或建議，是否會出臺大幅度降低企業社保費率的新政策，如何緩解人口老齡化、社保費率下調等因素帶來養老金缺口加大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值得期待。
降低社保費率小步快走
社會保險法規定我國社會保險共五項險種，即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其中前三項費用由單位和職工共同繳費，后兩項只由單位繳費。
2009—2010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企業的影響，中國做出了允許困難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緩繳養老保險費用的決定。2015年3月以來，國務院先后5次降低社會保險費率。截至目前失業保險總費率已從3%降至1%，工傷保險平均費率已從1%降至0.75%，生育保險平均費率則從1%降至0.5%。
盡管如此，中國企業的社保費率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較高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8年全球企業綜合稅/費率排行榜，中國企業以67.3%的綜合稅/費率在全球189個有數據經濟體中排名第12位，其中社保稅/費率排名第2位。
中國社保費率較高與養老保險的費率較高有關。根據規定，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法定總繳費率為28%，其中，企業繳費為20%左右，個人繳費為8%。2016年4月召開的國常會決定，企業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性降低至19%。此后，湖南、江蘇、安徽等19個省份宣布下調企業養老保險費率。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階段性降低養老保險費率的政策期限為兩年，去年4月召開的國常會宣布將政策期限延長至2019年4月30日。有業內人士預期，今年4月30日之前，相關部門將出臺措施，進一步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來銜接上一階段的政策。
此前多位社保專家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當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費率較高，企業繳費壓力較大，或是此輪社保降費的主要內容。“其他險種的費率該降的，幾乎都降得差不多了，且它們的費率比較低，降費空間不大，效果也不明顯。”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專家建議：一次性明確降費目標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提交的第5180號建議提到，將養老保險的繳費標準降到20%以下，單位部分不超過12%。人社部在去年6月29日公布的答復中認為，“目前尚不具備條件”。
人社部在答復中表示，當前養老保險基金面臨減收增支壓力，以及部分地區當期缺口規模不斷擴大等因素，都決定了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養老保險不具備大幅降低費率的空間和條件。此外，人社部還稱，雖然基金收支不平衡時各級財政應予以補貼，但如果費率下調幅度過大，超出了財政可以承擔的范圍，將難以繼續滿足參保者對提高基本養老金水平的期待。
人社部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根據中國社科院2月22日發布的《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19)》，2018-2022年，養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數量將維持在13-14個，接近全國省級統籌單位的一半，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從養老金的運行情況來看，降費后對未來基金的缺口不利。孫潔分析，新中國成立以后，到1980年之前，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這意味著，中國在2030-2050年將進入人口重度老齡化時期，屆時養老金的缺口會比較大。
“養老保險的費率一旦降下去，再提上來就不容易了。”孫潔表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需要在未來養老金缺口和當前企業減稅降費之間進行權衡。“目前處在經濟轉型期，企業困難的問題比較突出，加上中國社保費率在國際上偏高，企業負擔較重，因此降低企業養老保險費率勢在必行。”
對企業來說，降低社保費率的呼聲較大。根據《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的調研，27.34%的企業希望社保費率能下降8-10個百分點，占比最多;其次22.34%的企業希望下降4-5個百分點。
51社保創始人兼CEO余清泉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要吸取前幾年“小步多次”階段性降費的獲得感不足的經驗教訓，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廣泛調研、精算分析基礎上，一次性直接明確最終降費目標，實際執行可以分階段逐步實現，以回應社會呼喚，管理企業預期。
余清泉解釋稱，“比當前降低8-10個百分點”是呼聲最高的降費心理預期，如果能一次性直接明確，例如“用三年時間實現社保總體費率比目前降低8個百分點”，這種做法有利于塑造社會信心，并為接下來推進合規監管、實施延遲退休等創造利好態勢。
事實上，降低社保的繳費基數，也能達到為企業降費的效果。余清泉建議，將社會平均工資擴展到全口徑，從而降低社保繳費基數區間。他分析稱，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與社會平均工資掛鉤。而社會平均工資統計一直存在城鎮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覆蓋面的問題。如果將社會平均工資統計擴展為全口徑統計，則相比現有數據會有所下降，從而帶動基數上下限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國養老保險總費率“名義上”高達28%。但是在實際征收中，不少企業存在瞞報、漏報參保人數，人為壓低繳費基數的行為。去年我國實行了社保征收機構改革。但原定于今年1月1日起，企業社保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的政策在北京等一些地區被暫停實施。
余清泉建議，要合規降費齊步走，“降低費率”與“做實費基”并舉，可以有效對沖合規成本壓力，并不必然帶來基金總收入減少。孫潔對此持不同看法，她認為，社保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提高了征繳的效率和力度。在經濟快速發展期，此舉可以緩解或者抵消對企業繳費負擔加重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從當前情況看，“第一要暫緩，第二是先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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